《说文解字》中有言，毒是“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们对毒草的认识逐渐加深，而且根据毒草的毒性把它们运用到生活之中。即如罂粟，假使运用得当，发挥药性，则是治病的良药，反之，就会变成危害健康的毒品。在清代档案中，有一段关于雍正帝让广西官员禁“毒”的往事，只不过，当时所禁之“毒”是用于制作毒兵器的毒药。

   性命攸关的毒箭

   清雍正帝继位之后，便在贵州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开辟黔东南三千里“苗疆”的战争也拉开帷幕。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率军先后攻破广顺、长寨等地，并缴获了大量弓弩和毒箭。对于鄂尔泰来说，攻破村寨、缴获武器虽然是件高兴的事，但是毒箭却给清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此事也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其实，早在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二十二日，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便对毒箭一事进行禀报。他说，弩箭毒性最大，毒箭射入人体即使不深，“无如其药极毒，才破皮肉即难救治”。但毒箭一事当时并未得到雍正帝的重视。无奈之下，高其倬秘密派人到处探访，最后得知用在毒箭上的毒药分为三种：一是草药，二是蛇药，三是撒药。草药易得，但熬成两三个月后便会失去毒性。蛇药熬成数年还可使用，但“其毒止能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草药和蛇药各有不同的药性，所造成的伤害都可以治愈。撒药毒性最强，“以此配入蛇汁敷箭，其毒遍处周流，始不可治”。撒药与蛇药混合后使用，那便是无药医治。

   撒药为何会有如此强的毒性？原来，撒药的毒液是从毒树的汁液中提取而成，此毒树名字叫栱树，产于广西泗城土府，数量很少。高其倬在掌握了关于栱树的具体情况后，便奏请雍正帝让广西官员查找栱树，找到栱树后将其铲除干净，并悬赏寻找关于解栱树毒的药方。

   随着前线一道道战报传来，因中毒箭受伤不治的官兵越来越多。对于奉命作战的清军官兵来说，毒箭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而对于清政府来讲，毒箭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士气，关系到清政府改土归流的大业，故而毒箭一事又受到清政府的“特别关注”。雍正帝很快向广西官员发出谕旨，要求他们尽快访查栱树生长之地和解毒药方，“尔等可下力速速着人密密访问，若果有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药，恐亦有解治之方，尔等可密密遍处寻访解毒之术。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

   广西官员接到谕旨后，便纷纷开始了找寻、铲除栱树和搜寻解毒药方的行动。

   遵圣旨铲除毒树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地域广袤，山岭层叠，植被茂密。对于当地官员来说在广西境内寻找、铲除某个树种，应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君命难违。

   雍正三年（1725）五月，广西提督韩良辅呈上了关于查找栱树经过的第一封奏折。奏折中写到关于寻找栱树的经过颇有戏剧性。广西泗城协（清军军队编制的一种）的官兵在一个名叫瑶埲的地方遇到了一名制造药弩的当地人，为顺利查找栱树生长之地，兵丁何结等人假意拜他为师。待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后，何结等人探知了有关撒药的制作方法及配方，“其方用金角带、银角带、吹风鳖三种毒蛇浸汁，加入撒药内，以之制造弩镞”。原来，当地人把树的汁液称为撒，制作撒药的树汁源于栱树，但栱树生长在左江，“时有土人携来货卖，并非泗城所产”。于是，泗城协的兵丁又开始寻迹左江，终于在隆安县桥建村找到了3株栱树，“俱系百余年之物，高约十余丈，周围约三抱，皆于树干六七丈之上方生枝叶，土人呼为撒栱。其皮之外如白杨，而皮之内如榆，约一寸厚；其叶尖圆，约三指大。其树干均有旧取浆汁刀斧痕迹”。栱树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箭毒木”。它分布在云南和广东、广西等地。栱树汁液为白色，树干、枝、叶都含有剧毒。栱树燃烧时的烟气熏到眼睛，还会引起失明。民间有一句谚语来描述栱树的毒性：“七上八下九不活”，意思人如果中了栱树毒，在走上坡路时最多只能走7步；走下坡路时最多只能走8步，到了第9步就要毙命。相传从栱树中提取毒液是一位傣族猎人所发现，并将其用于狩猎。

   据韩良辅奏折中所言，基本摸清了栱树的形态、生长环境等情况，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了制毒的方法，“据土人云，毒药内多用之撒务取薄小透风，斫树取汁之时，于树根之下铺草衬垫，俟其汁淋滴于草上已经凝结，然后收入皮包内，仍用竹管插入透气方有效验”。

   栱树找到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其彻底铲除。雍正三年（1725）五月十三日，广西境内铲除栱树157株；八月十八日，在“南宁、太平二府各州县及各土司境”中查出栱树288株；十一月十四日，铲除栱树464株；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四日，又查出栱树138株。韩良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共铲除栱树1047株。雍正帝对于广西取得的这一成绩是满心喜悦，连称此举为“一大阴德事也”。

清雍正三年（1725）五月十三日，广西提督韩良辅呈报给雍正帝关于解撒毒药方的奏折。

   四处探寻解药良方

   在铲除栱树的同时，广西官员也在四处探寻解毒的良方。韩良辅听说“用绿豆粉一两，并大蜘蛛七个捣烂，敷于患处及服粪清可愈，但恐解撒药之毒未必有效”。同时，广西巡抚李绂也获得了解毒药方，并在动物身上进行了试验：“兹访得解治蛇弩之方，用膳金、消喇、歪黄等草药三十一种，酒煎服下，并擦伤口即可无虞。卑职因无可凭证，复觅蛇药箭二枝，用牲口试验，先将药箭刺伤鸡身，旋见鸡口血出，不移时即毙，此药箭之验也。复以药箭将猪刺伤，用前药煎酒灌入，以药末敷口，其猪无恙，此解救之效也。”

   雍正三年（1725）八月十八日，韩良辅奏报雍正帝访得一药方，“其药只用二种，一名擒蛇藤，其药有五大乂，约二指宽，藤本，茎大如线香，高约二三尺；一名追毒根，叶约二指宽，二寸长，木本，干大如酒杯，高约三四尺。擒蛇藤用藤，治蛇毒；追毒根用皮，治撒毒”。同时，韩良辅将寻找的草药，逐类分包标记清楚，呈进太医院。但太医们对这些草药并不能一一识别，很是为难。因战事急需，雍正帝下令将韩良辅所获药方及草药送到贵州，“遇有被毒弩射伤之人令其试治”。

   雍正四年（1726）七月十五日，贵州提督马会伯奏报，攻打长寨等地时，受箭伤的有“贵阳营把总王起贵一员，又箭石等伤兵丁四十七人。除箭伤头面及致命处所伤重兵丁黄元正等九名陆续身亡外”，其余带伤官兵服用御赐解药后均已痊愈，这说明解毒药方还是有一定的疗效。

   事实上，彻底铲除栱树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后来的战争中，清军也装备了毒箭。雍正十二年（1734）五月，贵州巡抚元展成为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制造毒药，“于天气温暖之时如法制造草药八瓶，约可上箭四万枝；蛇药六瓶，约可上箭三万枝。又，撒药六两，于临用蛇药之时，将撒药研为细末，每蛇药一瓶加入撒药细末一两，调匀敷箭”。当地人发现草药，认识毒性，以至于制作毒药运用到弩箭上，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在战争中使用毒箭，多少也是无奈之举。这就是雍正帝在广西禁“毒”的往事。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11月18日 总第2992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