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的习俗，过春节，亲友间要往来拜年。宋朝时，给朋友、同僚送贺卡拜年，是盛行于士大夫群体的时尚——对，就是送贺卡。别以为送贺卡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事情。南宋人张世南记载说，每逢过年，“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那些在外地为官的士大夫，春节前都会派遣仆人，带上贺年卡给京城的领导拜年。过年只送贺卡，没送银行卡，想来那时候的官场风气还算清廉。

    古人春节是如何拜年的

    不独在外为官者热衷送贺年卡，其他士大夫也是如此。与张世南差不多同时代的周密说：“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欲以为常。”另一位南宋人周辉也记录了宋人过年送贺卡的习俗：“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行，每至一门喊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看来宋朝人拜年，多半不会亲自登门，而是叫仆人带着贺卡，骑着马，挨家投帖，每到一家大门口，大喊几声“某某某来拜年了”，然后留下贺卡就走了。

    由于宋朝流行送贺卡拜年，当时便发生了一桩趣事：上面提到的周密，他有个表舅，叫吴四丈，生性滑稽，不拘小节。有一年春节，因为家中仆人都有事情忙，抽不出人手去送贺年卡。吴四丈再不拘小节，这送贺卡的年数也不能省了。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恰好友人沈子公派了仆人来拜年。吴四丈一面接待沈家仆人，一面漫不经心取出沈家的贺年卡来看，发现沈家要拜年的人家，都是自己的亲友。吴四丈心里一动，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请沈仆喝酒，然后偷偷将沈家的贺年卡都换成了自己家要送的贺卡。沈仆不知情，饭饱酒足之后，匆匆告辞，往其他各家投帖拜年去了，其实送出去的都是吴家的贺年卡。后来吴四丈将此事告诉了沈子公，把上回换下来的一大束沈家回帖还给他。两人哈哈大笑。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宋朝的送贺年卡已经有点“变味”了？一些宋朝人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为可笑。”“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认为过年派人送张贺卡，是敷衍了事，虚伪，没有诚意。

    尽管正统的士大夫对送贺年卡不甚待见，但这种拜年方式还是越来越流行，到明清时，投帖拜年成为普遍的交际礼仪，并且越来越“变味”。明朝文人文征明有一首《贺年》诗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可见朝野上下送贺卡拜年已风靡一时。

    纵观明清官场的“投帖拜年”习俗，有两个发展趋势似乎很明显：一是越来越“随便”；一是越来越“隆重”。“随便”与“隆重”似乎方向相反，但它们却纠缠在一起出现在明清的拜年习惯中。

    先来说“随便”。明朝人陆容观察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纳，或有闭门不纳者。”意思是说，明朝的京城人从正月初一开始拜年。老百姓之间拜年，多出于真心诚意；那些京官就不同了，都是投机分子，派人投送贺卡，如同散发小广告，不管认不认识，只要看到是权贵的府宅，就上前投送拜年帖，有时候，送贺卡的仆人还因此吃到闭门羹。

    明朝官员为什么要天女散花一般派发拜年贺卡？无非想借拜年之机，多认识一些官场上的朋友，即使一时未能结交上，也希望这张署了自己姓名的贺年卡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印象。这种官场风气延续到清代。清朝人褚人获也说：“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简，有称呼。康熙中则易红单，书某人拜贺。素无往还，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大是可憎。”清朝人过年，也是连平日在路上见了面也不相识的人，也要给他送一张“红单”（贺年卡）。很不环保。

    再来说“隆重”。明清时期的官员对投帖拜年非常重视，陆容说，“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这些京城的官员，春节期间，每天退朝之后，都结伴同行，亲往领导家拜年送礼，到了夜里才醉醺醺回家。大年初四初五，才有时间给父母拜年。真是“爹亲娘亲，不如领导亲”。

    送贺年卡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郑重，贺卡要装在制作考究的“拜匣”中，送贺卡的仆人恭恭敬敬拜见贵家主人后，拉开匣盖，由对方将贺卡取出来。拜匣越是高大上，越能显示出给领导拜年的诚意。本来投帖拜年是图个省事，现在倒好，又多了几分繁文缛节。

    登门拜年也好，投送贺卡也好，本是表达新年祝福、寄托彼此感情的方式，弄成了拉关系托人情的工具，那就非常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