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生于天津，原名寿春，字伯苓，是我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时，他亲眼目睹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愤然立下教育救国之志。他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张伯苓与东北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民族危亡之际，他多次到东北考察、演讲，并组织编写《东北地理教本》，很早就发现并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传播教育救国思想，在东北留下了永恒的历史印记。

演讲《中国不亡有我在》

   190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使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对此，张伯苓痛心疾首，并深切感受到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野心。1916年秋，张伯苓受邀赴东北考察演说。3周时间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张伯苓共演说39次。此时，张伯苓年届四十，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他那带着天津口音的浅白文言，听起来铿锵有力，把自己教育救国的满腔热忱表达得淋漓尽致，每次演讲都深深地感召着聆听的每一个人。在沈阳，他应东北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发表了《中国不亡有我在》的著名演讲。他指出，中国目前的状况是中西两大潮流在现代交汇的必然态势，是两个文明的冲突。我们作为千年古国的国民不能妄自菲薄，“夫睡狮固睡，然不犹狮乎？不为死狮，即必有醒之一日”。“我以世界偌大之国……我不自亡，未有能亡我者，若其能亡，则早亡之矣，岂待今日哉。”张伯苓号召大家：“人人从此做起！人人从自己做起！各人尽各人之事，合则即一国尽一国之事矣，何事不成！”当时，年轻的张学良怀着好奇心，聆听了张伯苓的这次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他一改从前萎靡颓废的精神状态，立志为挽救国家危亡尽自己的力量。此后，张学良与张伯苓成了忘年交。每次见面，张学良总是对张伯苓以师礼待之，并对他教育救国的理念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1990年，当有人采访经历了很多人生风雨的张学良，问起“先生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张学良脱口而出：“张伯苓先生。”可见，张伯苓的爱国思想对张学良乃至全东北人民的影响。

1930年9月28日，张伯苓写给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信。

成立东北研究会

    1927年，针对日寇觊觎我东北的“大陆政策”，张伯苓认识到加深了解与研究东北问题对祖国是何等的重要。为了调查日本的侵略活动，张伯苓亲赴东北进行考察。当见到日本人在东北进行的一系列生产建设、文化事业和搜集情报等针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时，他甚为忧心。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张伯苓认为“国人欲愿与之（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1928年初，在张伯苓的亲自筹划下，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在南开中学礼堂成立。张学良受聘为研究会名誉董事，傅恩龄为主任。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亲自去东北地区的大连、奉天（今沈阳）、海龙、安东（今丹东）、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进行调查，访问了东省铁路经济调查局、《经济月刊》编辑部等部门，并与各方面人士举行座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5月7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国耻纪念会上，张伯苓作了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讲演。东北研究会先后3次组织教授和学生到东北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并深入进行了东北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一些研究成果或在交流会讨论,或在该会刊物上发表。东北研究会对东北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不仅使它成为当时国内东北问题研究卓有成效的学术团体，也在饱受日寇蹂躏的中国大地上，竖起了一面抗日爱国的旗帜，受到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支持。

编写《东北地理教本》

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南开大学关于东北问题的调查研究，更加注重于日本侵略的现实，着眼于教育学生抗敌救国。在不断实地调查研究和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张伯苓即着手专门组织力量编写《东北地理教本》，普及有关东北的相关知识。东北研究会主任傅恩龄正是该教材的主编。1931年秋，该书发行，这本饱含着爱国主义思想的教本为南开师生乃至天津人民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吹响号角。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卷宗”中，有一封张伯苓写给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字叙五）的信，时间为1930年9月28日，全文200余字，言简意赅。信的主要内容是南开中学高一预添设东北地理课程，因编辑讲义，苦于资料缺乏，请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邮寄其沿革资料至东北研究会。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于1923年3月1日，办公地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夹树街（现民益街）的原中东铁路哈尔滨警察局楼内。1924年5月，北京政府正式批准东省特别区独立于黑龙江、吉林二省区域之外，成为与省并列的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公署即为特别区的政权机关，其管辖范围即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西抵满洲里，南到长春的“T”字形地区。这封信分析了东北形势，即“天产之丰富，地质之肥沃，夫中外关系之复杂”；指出设立东北研究会宗旨，在于“专作关于东北各种问题之调查与研究，期得明晰之认识，以图开发利源，挽回主权”。信中指出编辑《东北地理教本》的目的是“为普化东北之知识及备植东北研究之基础”。由此可以看出，该教本编辑之初，已超越普通教科书的范畴，更是研究东北历史发展的资料库。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4月1日 总第2894期 第三版